从1947年起，解放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尽管蒋中正（老蒋）不断宣称“优势在我”，但实际上他内心的焦虑和慌乱已经难以掩饰。面对着日益严峻的局势，他开始调整自己的战略方向，从全面进攻转向了重点进攻，试图集中力量打击我军的薄弱环节。此时，毛主席下达了一个决定性的命令——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，直扑蒋军的心脏地带。
在向大别山进军的途中，刘邓大军遭遇了不少挑战。但最为险恶的一战，非汝河战役莫属。如果没有廖运周的暗中指引和巧妙安排，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。廖运周，这位曾任国军旅长的军事指挥官，为何会在关键时刻给我军让路呢？他此举的背后，又隐藏着怎样的深层动机？
1947年，我军的作战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，从早期的被动防守转为主动出击。在这期间，蒋中正逐渐意识到，想要彻底消灭我军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。于是，他开始调整战略，将兵力集中在山东和陕北，进行所谓的“重点进攻”。这样一来，原本处于战场核心的晋冀鲁豫战区，反而因为敌军的转移，获得了缓解压力的机会，晋冀鲁豫的兵力也大幅减少。
展开剩余81%黄河天险的存在，更加减轻了刘邓大军的压力，他们得以在宽松的战斗环境下，充分休整已久的疲惫队伍。尽管如此，西北的形势却截然不同。西北野战军因组成较晚、装备落后，战斗力较弱，却面临着胡宗南的强大压力，而蒋中正也开始调兵增援，试图消灭西北野战军。为了保卫延安，彭总指挥的西北野战军被迫进行艰苦的山区运动战。即便如此，情况依然严峻。
为了支援山东和陕北，刘邓大军不惜冒险，强行渡过黄河，发起了鲁西南战役。战士们士气高昂，战斗异常激烈。最终，他们歼灭了国民党6万余人，为我方带来了巨大的战略胜利。这一战不仅打击了敌军的士气，更是有效扰乱了敌人的战略部署。原本集中在山东和西北的兵力，被迫重新调动前往鲁西南，频繁的调兵无疑消耗了敌军的战斗力和士气。
毛主席敏锐地意识到，正是进军大别山的最佳时机。毛主席早在之前就有过关于大别山进攻的预案，但对于执行的具体部队和战略方案并未做出详细安排。直到鲁西南战役胜利后，毛主席才确认了此时就是实施计划的绝佳时机。鲁西南的敌人尚未完全恢复，而支援的部队还没有赶到，这无疑是上天赐予的良机。
然而，刘邓大军已经连续作战了一个月，疲惫不堪。收到毛主席电报后，刘帅考虑到部队的状况，希望能争取一段休整时间。但毛主席深知，这样的机会稍纵即逝，如果停下休整，可能会错失良机。此时，敌人的防线薄弱，前方的道路几乎没有重兵，只要我军行进迅速，敌人根本反应不过来。毛主席坚决要求刘邓大军迅速行动，半个月内，必须挺进大别山。
这场决定性行动的紧迫性，不仅为了打击敌人，更是为了缓解陕北的压力。西北野战军的装备差、后勤困难，再加上黄河天险的阻隔，使得后方补给和兵员调动异常困难。而在这一片困境中，刘邓大军的快速进军，无疑是改变战局的关键。毛主席深知，只有通过迅速出击，才能将我军从被动局面中解救出来，为最终胜利铺平道路。
刘邓大军决定轻装前进，放弃重武器，沿着陇海路和黄泛区的艰难地带，向大别山进发。黄泛区地势荒凉、环境恶劣，气候炎热，黄河流域的频繁降雨也大大拖慢了部队的前进速度。但即便如此，经过10天的艰苦奋战，我军终于成功突破了这一险阻。接下来，唯一的障碍便是汝河。
然而，敌军此时也意识到了我军的意图，并迅速在汝河一带布下了重兵，力图阻止我军渡河。敌军不惜摧毁所有渡河工具，企图制造天堑。刘邓大军的先锋部队抵达汝河后，发现敌军已经布置好防线，形势异常严峻。在这种情况下，肖永银迅速做出决策，决定首先占领汝河渡口，为主力部队创造过河的条件。
然而，问题并没有就此解决。即便是占领了渡口，主力部队仍未能及时赶到。对岸敌人的反扑显得越来越强烈，肖永银感到压力山大。就在焦虑之际，终于在深夜时分，主力部队的身影出现在汝河对岸。但刘帅给他带来了更大的挑战——紧随其后的敌军有三个师在追击，形势十分危险。
此时，前有敌人，后有追兵，战局异常紧张。肖永银带领先锋部队在两位指挥官的鼓励下，果断打响了渡河第一枪，迅速突破敌军防线，为后续部队提供了宝贵的过河机会。在渡河的过程中，奇怪的一幕发生了：敌军并没有全力反击，反而显得士气低落，部分敌人甚至在我军成功渡河后自行撤退，甚至丢弃装备逃跑。
这种异常表现引起了我军的注意。后来才得知，敌军的师长廖运周，竟是我党的地下党员。早在黄埔军校时，他就已加入共产党，并一直潜伏在国民党内部。这次汝河战役，他冒着巨大的风险，暗中指示部队消极作战。国民党对这些杂牌军的待遇极差，士兵们对于老蒋已经心生厌恶，因此，他们在廖运周的指引下，选择了消极应战。
最终，我军顺利渡过汝河，成功实施了挺进大别山的战略。这一战不仅为我军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，也为全国的解放事业奠定了基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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